2015-10-09 南开苏州校友会 苏州卓越高校校友联盟

上大学现在成了件时髦的事。人家上大学，自己也上大学。就好像人家穿宽袖子的衣服，自己也穿宽袖子的衣服一样。为了避免自己难堪，或是羡慕人家的际遇而上大学，真是无意识的举动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没有别的动机，就可以不必上大学。同样，家长要你上大学，你就上大学，或是中学毕业之后，未有事干，姑且上上大学再说。这都是无意识的举动。上大学的动机，必须出自青年本身，大学教育才有意义。哪怕你说“因为大学是功名的阶梯，大学文凭是饭碗的支票，所以我才上大学”。只要你自己这样地想，就比那些“外铄”的理由高明得多。然而这种利禄的动机，又是青年所不齿的。这篇“谈话”的用意，第一是劝中学毕业的诸君，对于升学的问题，要拿出自己的主见来。你进大学，不要是家长把你推进来的，也不要是同伴把你挤进来的，也不要是人家进来了，你随便跟进来的；而是你自己打定主意，自动走进来的。中国现代青年的思想多半老成，关于这层似乎不必再叮咛了。这篇“谈话”的第二个目的，是要说明大学的意义，尤其是这本《向导》所要介绍的这个大学，她的意义。

大学是干什么的？简单地说，大学的意义：一，在“润身”，二，在“淑世”。“润身”是为个人，“淑世”是为社会。“为学问而学问”，就是因为学问可以“润身”；“学以致用”，就是要改良社会——“淑世”。

大学的一切设置、人员、组织，都是为学问而预备的。大学有实验室，你好去窥探宇宙的秘密；有图书馆，你好去登人类思想和艺术的极峰；有曾在学问中探过险的人，引着你去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、想所未想、欣赏所未欣赏。大学使你耳聪目明、思想活泼，开阔你的心胸，推广你的世界，敏锐你的神经，使你感觉得着宇宙的脉搏，使你有伟大的同情，同情于整个人类向上的企图；使你去想、去做、去改造一个合乎自己心意的世界。

只有知识是人类到自由的路。大学生是修路的工程师与工人。

你想，以你我渺小之身，在斗室之中，能够察知几万万里以外星球的成份、几百万年以前生物的模型，举凡宇宙所能包，思想所能及，都是你我的学问、试验、观察、欣赏的对象，一切峭屑鄙俗的事都忘记了，这种恬润的生活，就是大学教育的意义。

我上面所说的话，或者要引起许多误会。第一，学问的生活，好像是很容易的。不，正相反，大学教授并不是人力车夫，拖着乘客到各处去看看风景。要逛学问之园的人，都得吃苦步行，教授不过是向导，有时候向导也失了方向，或者到了向导也未曾到过的地方，还得要自己冒险前进。第二，学问的收获，好像全是快乐的。不，不一定。学问的收获中，时常有可怕的真理（terrible truths）。惟我独尊的地球，成了宇宙之一粒；万物之灵的人类，成了“禽兽”的后裔；天经地义的礼教，也不过是可能的文化之一；灿烂的文化，只是性欲冲动的结果；敲来砰砰响，看来是整个的桌子，说什么只是万空一实的原子造成的，或者竟是无数的小电能的平衡。于是万有皆空，你我的身躯和这最靠得住的大地也在其内……这都是些可怕的真理。更有甚者，学来学去，问来问去，就许得到“人生无谓”的结论，那不是更可哭了么？所以说，学问的收获，不尽是快乐的事情，就许是可怕可哭的真理。胆小的人，不要到大学来求学问。第三，大学教育的好处只是个人高超的生活，未免太自私了，太“出世”了。关于这个误会，我有以下的解说。损人利己，就谓之自私。学问不是个馒头，你吃了，我就没得吃。学问好像“山间之清风与江上之明月，取之无尽，用之不穷”。你有了，我同时也可以享受。学问的本质，就是不能私有的东西。至于“出世”的责备，我也承认。这正是我要提出大学教育的第二种意义的理由。大学教育，除了“润身”之外，还要“淑世”。从个人的观点上说，是增加个人淑世的能力，使你有力量去达到你最高的理想。在承平的国家，大学教育可以润身为先，而在我们这纷乱的国家，就须以淑世为先了。关于这一层，我要留到后面介绍南大的时候再说，因为南大就是将淑世放在润身之先的一个学校。

介绍南大，最好是将她与别处别代的大学作个比较。

读古代大学的历史，每每令人神往——有时令教授们神往，有时令学生们神往。巴黎大学，是欧洲中古时代哲学神学的中心，也是教授们（Masters，Doctors）的天堂。校长（Rector）是他们选的，校章是他们定的。市民市府，都要服从他们，否则教授们一发脾气，相率他去，不但于市誉有损，而且买卖也作不成。学生也须听说，否则狠狠地考他们一下！这种高贵的职业，轻易不许别人加入；要加入，必须经过“教授公会”（Guildof masters）的许可和考试。功课可以随意教，学费可以随意要，那真是教授生活的黄金时代。

你再到保龙拿（Bolongna）去，那是法学的中心，也是学生的天堂。学校是他们组织的，校章当然是他们定的，校长（Rector）是他们选的。权柄虽大，可是要守他们所制的“宪法”。至于教授——他们的雇员——除了听命于他们所选的校长之外，还要顺从学生大爷们的意旨，否则不但学费不好收，就是教书的权利，也都发生危险。这群可怜人的唯一武器，只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考试！至于市民，那更要惟命是听，否则同盟离城，那还了得。所以只要是学生，无论是外国人或是本地人，都有一种类似治外法权的保障，学生可以在校长前告市民，市民也只能在校长前告学生。如果一个市民敢犯大学学生的威严，十年不住他的房，不买他的书！至于功课，每礼拜听三次讲就可以不犯校规，四年或五年就可以毕业，再有两年就可以得博士学位——据说这倒是件很费事而又费钱的勾当。除了读书之外，保龙拿的学生，还可以过他们那极浪漫而有趣的生活，如毕业大请客，抢了校长的礼服（Robe），再向他要赎金之类。现在的学生们，为什么不生在十四世纪的保龙拿！？

以上不过是教育史上的趣谈。其实欧洲中古的大学，不只是教授的专横和学生的跋扈，他们自有精神独到，为现代大学所不及的去处。头一件是师生双方动机的纯挚。学者教者，都为文艺复兴的潮流所震荡，人人胸中，皆有不可遏制的求知欲。学者听见某处有位名师，就冒极大的危险，走极远的路程去求学。这样求学的人，还会放松他的机会么？教者呢，一则为学生的诚意所感，再则为传播文化的责任所催，也尽心尽力去教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无须考试，无须加薪，自然会有好的结果。中古大学的第二个特点，就是师生接触的密切和同学切磋的机会。特别是学院（College）制与教师（Tutor）制盛行之后，这个特点更加显著。学院是几个先生和许多学生寝馈作息的地方，为首的一人，叫作院长（Master），他大概是个学问渊博而又为学生所佩服的学者，帮助他的有几位学侣（Fellows），他们就是低班学生的教师。学校的功课，不在死板板地听讲，而在学生自己研究。自己读书之后，与院长或教师讨论。这种个人的注意与人格的接触，是教学中理想的情况。至少两人对谈，不会打盹——讲室中常有的现象——互相问答起来，彼此都不敢粗心。此外，同学的益处也不少，大家都是好学的人，而意见又未必一致，于辩驳之中，就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，就可以不作井底蛙——只知道自己的意见，而不能领会人家的观点。最好的是自己的时间由自己分配；自己的课程由自己去规定；研究有得，又可以就正于高明，这都是令人“心焉向往”的情形。难怪南大的学生，读了关于牛津大学的记载，就羡慕不置，日夜想实现牛津于南开。

就中国昔日的高等教育而言，又何尝不令人神往？一个学者，或者是擅长某种学问，如汉朝的经师，或者有特殊的人格，如宋元明的理学家，就有人向他求学，来学的人，都抱极坚的志愿，执极恭的礼貌，师生一齐住着，朝夕相从，甚至于旅行的时候，都不离左右，师弟的关系，成了终生不绝的情谊。一直到前清时候的书院，还多少有这种精神。一个山长指导些成年的学生，各自去搞学问，用功不用功完全在自己，却无有一个人不用功，这都是令人神往的境况。

然而世界变了，黄金时代不可恢复。自从十九世纪以来，学问的范围，增加了千百倍，学生的人数，也增加了千百倍；一切研究学问的设备，如实验室，如图书馆，都不是私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。二百年前，一部十三经，或一部亚理斯多德的全集，就可以包括学问的一大部分。现在呢？一个图书馆，动不动就讲百万册书籍。八十年前，一个博学的院长，或山长，可以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。到了二十世纪，谁敢说这话？学问的广博，使人不得不分工，分工之中又分工，分到末了，一个学者所研究的范围，只是一个极少极小的区域。这样一来，好处是精髓，坏处是破裂。现在学生所接触的不是教师，而是专门家（在中国是政客）；他所得的是片段的知识，而不是整个的学问。最坏的是学者与教者接触的机会，只有课堂或实验室那几点钟。一则因为教者的兴趣，多半在他自己的研究，无心教学或是因为有兼差或它种公事；二则学生太多，一人教几班，一班几十人，没有法子去照顾个人。总而言之，现代大学不如古代大学的地方：第一是学生的动机不纯挚（推来的、挤来的、跟来的太多），教者的兴趣不在教学上；第二是学问分裂成了片段；第三是师生之间，多是机械的接触，少有人格的感化。

现代的大学，当然也有它的好处。设备完全，人才众多，有制度，有规程，有效率。学者可以随自己的天才，向任何方面去发达。据说，有位先生因为遗产的条件，在哥伦比亚大学，读了五十多年书，而仍没有将所有的学程读完。富于知识欲的人，听见世界上有这样富丽的大学，真是福音。还有一层，也是现代大学的特色，就是研究的自由。在现代的大学里，你可以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不怕礼教；天文地理，物理人情；牛溲马勃，羊儿如何可以肥，鸡儿如何可以生大蛋；苏格拉底的模样美不美，太上李老君骑的是什么牛，都可以作研究的对象。难怪有好奇心的人，都抛妻省子（据调查美国大学教授每人平均只有子女一人，故云），往大学里跑。古代大学是不可恢复的了，然而它的好点，我们还要尽量的保存。现代大学的雄富，是不易效法的，然而也要有相当的设备。这就是南大努力的方针。有几种事情是很清楚的：一，南大是个比较小的学校，全体学生不过四百人。二，她是个私立的大学，费用比较重，功课比较严，没有真正求学心的学生也不来。三，教员不敢说好，然而“真、勤、正”这三个字总还当得起，他们没有兼差，他们都是对于学问有兴趣而情愿教学的人。南大为经济所限，不敢侈谈研究，她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（a teaching institution），间或有点研究。然而这宗研究教者为的是教得好，学者学得高兴。四，课程不取任意的选科制，各学院的教授，本着自己的经历，作整个的筹划，定出学问的路线来，学者可以循着路线，不致彷徨歧途，到了三四年级，对于一种学问稍有门径，然后可以享受比较的自由。整个课程表，没有高深骇人的名词，一二年级的人所学的是些极寻常可是极基础的学问。五，南大的校址在市外，师生都住在那里，彼此见面接谈的机会很多。南大是个学校，而同时也是个 “邻居”（Neighbor-hood）。十一年来的历史，养成了师生间、同学间、同事间感情的融洽。这不都是古代大学的遗风么？这都是南大要继续实现的理想。

南大不敢说是一个现代的大学——差得远。然而十一年来的经营，也还可以做相当学问的场所。科学馆有三四十万元的设备，图书馆有八九万册的书籍。一个学生来了，反正有书他读，有实验他作，有教授教他用功——他也得用功，风气使他用功，不用功站不住。到南大来至少可以尝一点读书的滋味——恬润的滋味。

融洽的感情，牢靠的学问，诚实的生活。如果世界上非有标语不可，这就是南大的标语。

然而这都不是南大的特点。南大的特点是从她——南开学校——的历史中产生出来的。甲午之战，中国被日本打败，彼时就有个学者不服这口气。他以为中国只要有人，就可以富，可以强，可以与他国争衡，于是他发奋办教育。这个学者，就是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范孙。十九世纪末年，列强争向中国“租”海港。彼时有个水师学生，奉令到威海卫去撤下中国的旗子，让英国人挂起他们的旗子。同时他在水师提督衙门前面，看见一个魁伟、整齐、洁净、雄赳赳的英国水兵，背着枪，昂首阔步，在那里来回走，旁边蹲着一个又小、又脏、又可怜的中国水兵，抱着个哈吧狗，毫无愧色地和那英国水兵指手划脚地谈天。这个学生，就不服气他所生的这一族，如此无出息！于是他立志办教育。这个水师学生，就是南大校长张伯苓。到现在，时间已经过了三十多年，国际令人不服气的事仍旧，国内令人不服气的事更层出不穷。严、张二人不服气的精神，成了南开的特点。

南开是不服气的支那人（Chinamen, Chinks，外人藐视我们的称呼）为争这口气而办的。堂皇地说，是要“求中国之自由平等”；实际地说，是建设的曙光之一；哲学地说，是抗命（Fate）主义的代表。

在南开本身的历史里，就有许多抗命的表现。我且说几宗来：民国六年，天津大水，南开中学被水淹了，本来一放假就可以了事。然而，不！一面借房舍，一面搭席棚，三日之后，依旧上班，南开抗天灾。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李景林在天津作战，人心惶惶，枪炮时闻，本来可以停课。然而，不！南大的学生要大考，南开抗人祸。南开的校址像俄国的圣彼得堡一样，在大泽之中，在荒原湿地上建筑楼台，南开抗地势。南开抗争的结果不见得处处成功，南开大学就失败过两次。失败了，不服气，拧着脖颈再干。

南开因为中学的抗力还不够，所以才立大学。南开大学的意义，是要用人格与学术去“争气”，去“淑世”，去实现中国的最高理想。南大不信中国人根本不行，中国事根本未有办法；不信在中国社会做事，必须要圆滑，要敷衍，要应酬，要在茶寮酒馆中定大笔的交易；不信中国的问题，不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，来分析，来解决；不信喊口号，贴标语，讲主义，可以制服军阀，打倒列强，而救中国；不信撰名词，倡主义，作无聊的浪漫小说，请外国学者来讲演，就是文化，就是学术——文化、学术，她们是多么难产的宁馨儿！南大更不信中国青年生性浮嚣，不守规矩，不肯念书，只会浪漫与颓唐。南大相信的只有两件事：人格、学问——用工夫修养来的人格，老老实实求来的学问。到南大来要读书，要作实验，要守规矩，要受考试。怕难的不必来，求安逸的不必来，好奉承的不必来，服了这口气的不必来。

南大接受中国的难题，青年也接受南大的难题么？

本文原载《南开大学向导》1930年5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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